第一首偈，見于敦煌寫本《壇經》。關于這首詩的來歷，《壇經》第四節至第八節，有明白的記載：五祖弘忍“一日喚門人盡來”，要大家“各作一偈”。并說“若悟大意者”，即“付汝衣法，稟為六代”。弘忍的上首弟子神秀在門前寫了一偈道：“身是菩提樹，心如明鏡臺。時時勤拂拭，莫使有塵埃。”弘忍知道后，“遂喚神秀上座于堂內”，說是“汝作此偈，見即未到”，“若覓無上菩提，即未可得”，因而要他“更作一偈”。而“秀上座去數日，作不得”。惠能的偈語，即針對神秀的《無相偈》而發。據《壇經》所載，惠能本不識字，他先“請人一讀”神秀的偈語，然后作此歌偈，“請得一解書人于西間壁上題著”。

　　這首偈，同神秀的那一首，在修行方法上具有原則的區別。神秀的那首“無相偈”，使他失去作為弘忍繼承人的資格，卻成了北宗一派的開山祖。由于神秀強調“時時勤拂拭”，后人以其主張“拂塵看凈”，稱之為“漸修派”。而惠能的這一首，是對神秀偈的徹底否定，也即主觀唯心主義對客觀唯心主義的徹底否定，直接把握住“見性成佛”的關鍵，被稱為“頓悟派”。

　　在《壇經》第二十節，惠能指出：“世人性本自凈，萬法在自性。思量一切惡事，即行于惡；思量一切善事，使修于善行。”這是惠能“頓悟說”的基礎。在他看來，“愚人”與“智人”，“善人”與“惡人”，他們和“佛”之間，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。從“迷”到“悟”，僅在一念之間。這種“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”的思想，不僅對我國佛教的演變產生了巨大的作用，對于后來的中國哲學理論也有重大的影響。

　　第二首偈，也是惠能針對神秀的《無相偈》所作的。旨在說明“明鏡”的清凈，也即“自性”的清凈，這是佛教徒堅信能到達理想境界人人所共有的主觀條件。該偈亦見于敦煌寫本《壇經》，但據郭朋《壇經校釋》考證，這一首當屬衍文。特別是前兩句，雖調換了“身”、“心”二字的位置，實際也是重復神秀的話，不應視為惠能的思想。

　　第三首偈，見于《六祖法寶·壇經》，流傳甚廣，為《全唐詩外編》所補錄。據郭朋《壇經校釋》考證，這一首是由《菩提偈》第一首演化而成，關鍵在第三句，由惠昕本帶頭，契嵩本、宗寶本因之，把“佛性常清凈”改成“本來無一物”。這是一種誤解，早在宋代即有人提出非議。郭朋認為：“《壇經》的首竄者，不僅不了解‘佛性’論，而且也不了解‘性空’說。”其實，大乘佛教的所謂“空”、“無”，是就“妄心”、“妄境”而言；若就“真心”、“真境”而論，則決非“絕無”。在《壇經》第十五節，惠能有言：“有燈即有光，無燈即無光。燈是光之體，光是燈之用。”在《壇經》第二十四節，惠能又說：“虛空能含日月星辰、大地山河，一切草木、惡人善人、惡法善法、天堂地獄，盡在空中；世人性空，亦復如是。”這些都足以證明惠能的思想體系，同“一切萬法，自性本空”的理論完全不同。不過在這句話之前，惠能先說：“心量廣大，猶如虛空。”他把一切歸結于“心”，也即“自性”。這是典型的主觀唯心主義觀點。但無論如何，把“佛性常清凈”和“本來無一物”等同起來，是不適當的。

　　第四首偈，見于《大正藏·壇經》，著重講修行方法。《壇經》第三十五節，惠能引佛言：“隨其心凈，則佛土凈。”接著說：“心但無不凈，西方去此不遠；心起不凈之心，念佛往生難到。”《壇經》第三十六節說：“若見真道，行正即是道；自若無正心，暗行不見道。自若無佛心，向何處求佛！”《壇經》第五十二節說：“我心自有佛，自佛是真佛；自若無佛心，向何處求佛！”《壇經》第五十三節又說：“若能心中自有真，有真即是成佛因；自不求真外覓佛，去覓總是大癡人。”反復申明向人的自我求真，自我求佛，這是惠能教導其弟子立地成佛的唯一途徑。在他看來，求佛的人只圖自悟，不假外示，心注一境，化難為易，自能達到目的。論根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