這一天正是清明佳節(jié)。詩人小杜，在行路中間，可巧遇上了雨。清明，雖然是柳綠花紅、春光明媚的時節(jié)，可也是氣候容易發(fā)生變化的期間，常常趕上“鬧天氣”。遠(yuǎn)在梁代，就有人記載過：在清明前兩天的寒食節(jié)，往往有“疾風(fēng)甚雨”。若是正趕在清明這天下雨，還有個專名叫作“潑火雨”。詩人杜牧遇上的，正是這樣一個日子。

　　詩人用“紛紛”兩個字來形容那天的“潑火雨”，真是好極了。怎見得呢？“紛紛”，若是形容下雪，那該是大雪，所謂“紛紛揚揚，降下好一場大雪來”。但是臨到雨，情況卻正相反，那種叫人感到“紛紛”的，絕不是大雨，而是細(xì)雨。這細(xì)雨，也正就是春雨的特色。細(xì)雨紛紛，是那種“天街小雨潤如酥”樣的雨，它不同于夏天的如傾如注的暴雨，也和那種淅淅瀝瀝的秋雨絕不是一個味道。這“雨紛紛”，正抓住了清明“潑火雨”的精神，傳達(dá)了那種“做冷欺花，將煙困柳”的凄迷而又美麗的境界。

　　這“紛紛”在此自然毫無疑問是形容那春雨的意境；可是它又不止是如此而已，它還有一層特殊的作用，那就是，它實際上還在形容著那位雨中行路者的心情。

　　且看下面一句：“路上行人欲斷魂”。“行人”，是出門在外的行旅之人，“行人”不等于“游人”，不是那些游春逛景的人。那么什么是“斷魂”呢？“魂”就是“三魂七魄”的靈魂嗎？不是的。在詩歌里，“魂”指的多半是精神、情緒方面的事情。“斷魂”，是極力形容那一種十分強烈、可是又并非明白表現(xiàn)在外面的很深隱的感情，比方相愛相思、惆悵失意、暗愁深恨等等。當(dāng)詩人有這類情緒的時候，就常常愛用“斷魂”這一詞語來表達(dá)他的心境。

　　清明這個節(jié)日，在古人感覺起來，和我們今天對它的觀念不是完全一樣的。在當(dāng)時，清明節(jié)是個色彩情調(diào)都很濃郁的大節(jié)日，本該是家人團聚，或游玩觀賞，或上墳掃墓，是主要的禮節(jié)風(fēng)俗。除了那些貪花戀酒的公子王孫等人之外，有些頭腦的，特別是感情豐富的詩人，他們心頭的滋味是相當(dāng)復(fù)雜的。倘若再趕上孤身行路，觸景傷懷，那就更容易惹動了他的心事。偏偏又趕上細(xì)雨紛紛，春衫盡濕，這給行人就又增添了一層愁緒。這樣來體會，才能理解為什么詩人在這當(dāng)口兒要寫“斷魂”兩個字；否則，下了一點小雨，就值得“斷魂”，那不太沒來由了嗎？

　　這樣，我們就又可回到“紛紛”二字上來了。本來，佳節(jié)行路之人，已經(jīng)有不少心事，再加上身在雨絲風(fēng)片之中，紛紛灑灑，冒雨趲行，那心境更是加倍的凄迷紛亂了。所以說，紛紛是形容春雨，可也形容情緒；甚至不妨說，形容春雨，也就是為了形容情緒。這正是我國古典詩歌里寓情于景、情景交融的一種絕藝，一種勝境。

　　前二句交代了情景，問題也發(fā)生了。怎么辦呢？須得尋求一個解決的途徑。行人在這時不禁想到：往哪里找個小酒店才好。事情很明白：尋到一個小酒店，一來歇歇腳，避避雨；二來小飲三杯，解解料峭中人的春寒，暖暖被雨淋濕的衣服；最要緊的是，借此也就能散散心頭的愁緒。于是，向人問路了。

　　是向誰問路的呢？詩人在第三句里并沒有告訴我們，妙莫妙于第四句：“牧童遙指杏花村”。在語法上講，“牧童”是這一句的主語，可它實在又是上句“借問”的賓詞——它補足了上句賓主問答的雙方。牧童答話了嗎？我們不得而知，但是以“行動”為答復(fù)，比答話還要鮮明有力。我們看《小放牛》這出戲，當(dāng)有人向牧童哥問路時，他將手一指，說：“您順著我的手兒瞧！”是連答話帶行動——也就是連“音樂”帶“畫面”，兩者同時都使觀者獲得了美的享受；如今詩人手法卻更簡捷，更高超：他只將“畫面”給予讀者，而省去了“音樂”。不，不如說是包括了“音樂”，讀者欣賞了那一指路的優(yōu)美“畫面”，同時也就隱隱聽到了答話的“音樂”。

　　“遙”，字面意義是遠(yuǎn)。但我們讀詩的人，切不可處處拘守字面意義，認(rèn)為杏花村一定離這里還有十分遙遠(yuǎn)的路程。這一指，已經(jīng)使我們?nèi)缤吹剑[約紅杏梢頭，分明挑出一個酒簾——“酒望子”來了。若真的距離遙遠(yuǎn)，就難以發(fā)生藝術(shù)聯(lián)系，若真的就在眼前，那又失去了含蓄無盡的興味：妙就妙在不遠(yuǎn)不近之間。《紅樓夢》里大觀園中有一處景子題作“杏簾在望”，那“在望”的神情，正是由這里體會脫化而來，正好為杜郎此句作注腳。《小放牛》里的牧童也說，“我這里，用手兒一指，……前面的高坡，有幾戶人家，那楊柳樹上掛著一個大招牌”，然后他叫女客人“你要吃好酒就在杏花村”，也是從這里脫化出來的。“杏花村”不一定是真村名，也不一定即指酒家。這只需要說明指往這個美麗的杏花深處的村莊就夠了，不言而喻，那里是有一家小小的酒店在等候接待雨中行路的客人的。

　　不但如此。在實際生活中，問路只是手段，目的是得真的奔到了酒店，而且喝到了酒，才算一回事。在詩里就不必然了，它恰恰只寫到“遙指杏花村”就戛然而止，再不多費一句話。剩下的，行人怎樣地聞訊而喜，怎樣地加把勁兒趲上前去，怎樣地興奮地找著了酒店，怎樣地欣慰地獲得了避雨、消愁兩方面的滿足和快意……，這些詩人就能“不管”了。他把這些都含蓄在篇幅之外，付與讀者的想象，由讀者自去尋求領(lǐng)會。他只將讀者引入一個詩的境界，他可并不負(fù)責(zé)導(dǎo)游全景；另一面，他卻為讀者開展了一處遠(yuǎn)比詩篇語文字句所顯示的更為廣闊得多的想象余地。這就是藝術(shù)的“有余不盡”。

　　這才是詩人和我們讀者的共同享受，這才是藝術(shù)，這也是我國古典詩歌所特別擅場的地方。古人曾說過，好的詩，能夠“狀難寫之景，如在目前；含不盡之意，在于言外”。拿這首《清明》絕句來說，在一定意義上，也是當(dāng)之無愧的。

　　這首小詩，一個難字也沒有，一個典故也不用，整篇是十分通俗的語言，寫得自如之極，毫無經(jīng)營造作之痕。音節(jié)十分和諧圓滿，景象非常清新、生動，而又境界優(yōu)美、興味隱躍。詩由篇法講也很自然，是順序的寫法。第一句交代情景、環(huán)境、氣氛，是“起”；第二句是“承”，寫出了人物，顯示了人物的凄迷紛亂的心境；第三句是一“轉(zhuǎn)”，然而也就提出了如何擺脫這種心境的辦法；而這就直接逼出了第四句，成為整篇的精彩所在—“合”。在藝術(shù)上，這是由低而高、逐步上升、高潮頂點放在最后的手法。所謂高潮頂點，卻又不是一覽無余，索然興盡，而是余韻邈然，耐人尋味。這些，都是詩人的高明之處，也就是值得我們學(xué)習(xí)繼承的地方吧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