送別詞是詞里一個大家族。晚唐五代至北宋詞，多敘男女離別。從古以來，“黯然銷魂者，惟別而已矣”（江淹《別賦》）。纏綿悱惻之情，哀怨凄惋之音，往往籠罩全篇。辛棄疾的送別詞，卻多立意不俗，又總是超出常境，這首《鷓鴣天》可作代表。詞開篇即述離情。

上闋頭二句：“唱徹《陽關》淚未干，功名馀事且加餐”。上句言送別。《陽關三疊》是唐人上闋送別歌曲，加上“唱徹”、“淚未干”五字，更覺無限傷感。

　　從作者的性格看，送別絕不會帶給他這樣的傷感。他平日對仕途、世事的感慨一直，郁積胸中，恰巧，遇上送別之事的觸動，便一涌而發，故有此情狀。下句忽然宕開說到“功名”之事，便覺來路分明。作者和陸游一樣，都重視為國家的恢復事業建立功名的。他的《水龍吟》詞說：“算平戎萬里，功名本是，真儒事，公知否。”認為建立功名是分內的事；《水調歌頭》詞說：“功名事，身未老，幾時休？詩書萬卷，致身須到古伊周。”認為對功名應該執著追求，并且要有遠大的目標。這首詞中卻把功名看成身外“馀事”，乃是不滿朝廷對金屈膝求和，自己的報國壯志難酬，而被迫退隱、消極的憤激之辭：“且加餐”，運用《古詩十九首》“棄捐勿復道，努力加餐飯”之句，也是憤激之語。“浮天水送無窮樹，帶雨云埋一半山”。寫送別時翹首遙望之景，景顯得生動，用筆也很渾厚，而且天邊的流水遠送無窮的樹色，和設想行人別后的行程有關；雨中陰云埋掉一半青山，和聯想正人君子被奸邪小人遮蔽、壓制有關。景句關聯詞中的兩種不同的思想感情，不但聯系緊密，而且含蓄不露，富有余韻。

　　下闋起三句：“今古恨，幾千般，只應離合是悲歡？”這里的“離合”和“悲歡”是偏義復詞。由于題目“送人”與下闋頭句“今古恨”，的情景的規定，所以“離合”，就只取“離”字義，“悲歡”就只取“悲”字義。上闋寫送別，下闋抒情本應該是以“別恨”為主調的，但是作者筆鋒拗轉，說今古恨事有幾千般，豈只離別一事才是堪悲的？用反問語氣，比正面的判斷語氣更含激情。作詞送人而居然說離別并不是唯一可悲可恨的事，顯示出詞的思想感情將有進一步的開拓。緊接著下文便又似呼喊又似吞咽地道出他的心聲：“江頭未是風波惡，別有人間行路難。”行人踏上旅途，“江湖多風波，舟楫恐失墜”（杜甫《夢李白》），但作者認為此去的遭遇比它更險惡。那是存在于人們心中、存在于人事斗爭上的無形的“風波”；它使人畏，使人恨，有甚于一般的離別之恨和行旅之悲。“瞿塘嘈嘈十二灘，人言道路古來難；長恨人心不如水，等閑平地起波瀾。”（劉禹錫《竹枝詞》）其中的滋味，古人已先言之。作者在此并非簡單地借用前人的詩意，而有他切身的體會。他一生志在恢復事業，做官時喜歡籌款練兵，并且執法嚴厲，多得罪投降派，和豪強富家，所以幾次被劾去官。如在湖南安撫使任內，籌建“飛虎軍”，后來在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任內，即因此事實被劾為“奸貪兇暴”、“厲害田里”而被罷官。這正是人事上的“風波惡”的明顯例證。作者寫出詞的最后兩句，包含了更多的傷心經歷，展示了更廣闊、更令人驚心動魄的藝術境界，情已淋漓，語仍含蓄。李白《行路難》的“欲渡黃河冰塞川，將登太行雪滿山”，同此悲憤；白居易《太行路》的“行路難，不在水，不在山，只在人情反覆間”，正可說明悲憤的原因和實質。

　　這首小令，篇幅雖短，但是包含了廣闊深厚的思想感情，它的筆調深渾含蓄，舉重若輕，不見用之跡而力透紙背，顯示辛詞的大家氣度。